瑞典人普遍可以讲流利的英语。不过他们的英语带有他们的欧洲习惯，譬如说：数字“一百”美国人会很顺口地说出“一”然后才是“百”，可瑞典人说英文的“一百”就省略为“百”；还更有一些语言严谨的老者，他们会说出“两个二十年”这样的法语文句。

本以为瑞典只是一个小小的岛国，却不知道这里也有着多维的语言乐趣。不仅如此，在city hall的参观遇到一位讲一口京片子的瑞典导游，更让我对陌生的北欧刮目相看。

本来我们的参观被分在英语组，可是我听见有个姑娘领着几个游客从身边走过时说着地道的北京话，我们连忙申请加入。瑞典姑娘豪爽地向我们一抱拳表示欢迎，然后大大方方地做自我介绍。我恍惚以为回到了“梁山泊”，在相互“免礼”的推让之中，洋姑娘竟然成功地占了上风，她最终在我的犹豫中免了我的礼。

这位姑娘的解说非常能抓住中国人的心理，结合中国文化和历史抖出几个非同一般的“包袱”来。在说到议会厅主席台上的顶棚时，她将顶棚的形状比喻成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方顶；在说到金色大厅外的落地门帘时，她明确地说出这是中国常州的布艺工厂的制作；而说到诺贝尔奖颁奖大厅时，她深情地希望“有中国大陆的本土获奖者尽早地从这个台阶上走来”。

我佩服这位年轻的瑞典姑娘，她在给我们做解说员时生动而渊博，像位教师，可是她只是一位普通的纪念品看管人员。藏龙卧虎的瑞典国，“可不是嘛，瑞典人会几门外语不稀奇，现在哥本哈根和哥德堡大学都有中文和日文专业”。当我问及有了中文这样的特长可否改变她的生活时，汉娜表现出了北欧人的单纯性格，她没有想过要进什么外交部或是大使馆谋职，“语言是我生活的乐趣和梦想”。我想汉娜是个真正的明白人，她的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对于我却是梦想，所以我羡慕北欧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