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年前，我在南非开普敦市的一所理工大学读书。像所有自费的中国留学生一样，在课业稍做安排后，我便开始四处寻找打工的机会。
　　
    我的导师劳瑞，祖籍法国，为人非常善良。开始他听说我要打工后，并不同意，但了解了我的实际情况后，便不再反对，并积极地帮我打探消息。不久，他便告诉我，他的妻子，艾丽莎帮我打听到了一个做工的机会。

　　艾丽莎在当地教会兼职，教友中有一位女士经营着一家老年公寓，正需要人手。艾丽莎与那位女士一说，对方听说我曾学过医，正在读硕士学位，便欣然应允，并定好了见面的时间。

　　外国人都有习惯搭顺路车。我便在周末约定好的时间等在一家剧院门口，等到剧目结束，由她的丈夫，一个中年金发男人开车送我去她家。

　　她的家位于市区的一座别墅。刚进家门，一位身材健壮，举止利索的中年女士便迎了出来。正要开门而出的，是一位瘦小干净的老年妇女，她是一位看护，正要回家度周末，也由女主人的丈夫负责护送回家。

　　女主人为我端来了咖啡和茶点，邀我坐在沙发上，便随意地聊起来。我放慢了语调，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。也怪，关键时刻，英文流利了许多。毕竟，说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经历。听我讲完，她没有多问，好像挺满意。之后，便邀我去看老年公寓。

　　那是一座木质的建筑，底座建在几根木桩之上，样子有点像中国南方傣家的竹楼。开门进去，才知地下也有一层。地上的一层布局紧凑，设施完备。娱乐室里面，几位老人在看电视。其中一位穿戴齐整，白色的衬衫上还配着一条格子领带。他自我介绍说曾是一名军人，至今胳膊上还有残疾。而在房间的四周，走来走去的是几个行为举止颇有点怪异的老人。那位前军人指着其中的一位略有点驼背、目光呆滞的老人向我介绍说，他有时会出其不意地从背后打人。

　　女主人接着领我沿着一条窄窄的螺旋式楼梯走进地下一层。地下一层是一间间的居室。靠楼梯的拐角处有几张桌椅，坐着一位老太太，手里拿着一只彩笔在画画，见有人下来，嘴里喃喃地说，她的孩子们该给她打电话了。楼层中央是一个小小的庭院，一个身著护理服的坦桑尼亚妇女苦着脸推着一个轮椅在散步，轮椅上坐着一个老人。女主人说，这个坦桑尼亚女人不太习惯这里的工作，所以有点郁闷。随后我们进了几个房间。印象深的是位于最里面的那一间，里面只躺着一个瘦瘦的老人。女主人走进前，伸手轻轻地按着他的头对我说，他脑部作过手术，至今还存留着一根导流管。我没有说话，只用手摸了摸他的头部，沿着脑后，薄薄的皮肤下有一根细细的硬硬的东西。接着我们又去了另一间房间，里面住着一位老妇人，她没有躺在床上，而是站在阳台边。女主人刚一进门，便随手捡起地上的几件凌乱的衣服，随意和那位老太太交谈起来，谈话间，老人说，她不愿意和他人合住是因为嫌吵。我没有说话，但闻到了屋内一股淡淡的尿骚味。出了房门，女主人正要带我继续参观，导师劳瑞一家人开车来接我了。原来他们一家要去市里，顺路捎我回去。我扭头和女主人道别，看出她有点不太高兴。

　　车开在路上，劳瑞向我解释。原来他听了妻子的描述，觉得这份工作并不适合我。便寻了个借口带我离开。他的妻子艾丽莎也在旁边补充到，她曾经在那里作过义工，知道做这份工作需要坚强的神经。我想他们是看我身材瘦弱，况且又是刚刚到，怕我经受不住。

　　一次打工的机会便这样失去了。但我久久不能忘记那座木质的小楼。